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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秦帅）最近，欧洲暴雨成灾。塞纳河畔的卢浮宫博物馆2日宣布闭馆、转移藏品。比利时交通部门跟着法国人闹罢工。想想平时这群人一言不合就要休假，天气好的时候要出去玩耍，现在却冒着大雨前来市中心罢工，也是醉了。从上周日开始，欧洲人民上下受气，真的生活在“水深火热”中了。罢工的事之前聊过（《法国17万人上街：削福利，就下台？》），这次说说下雨的事。 水深火热 这雨有多大？德国的下水道都不好使了。
（Marchel Kusch/dpa via AP） 德国南部的巴登-符腾堡州是全德乃至全欧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，是奔驰、保时捷、卡尔·蔡司总部的所在地。内政部发言人称，作为本轮降水量最大的地区，巴符州至少三人在上周末的降雨中遇难，包括一位躲雨到了火车道上的13岁女孩、一位救人而牺牲的消防队员和一位60岁的老人。这位老人当时在地下停车场，因为雨水倒灌，未能及时逃出，所以发生了悲剧。 本次降雨笔者可谓深有体会。昨天上午本要去学校开会，说好4分钟一趟的公交车硬是等了40分钟还没来。大雨滂沱中，一群国际友人挤在巴掌大公交站边上，用英法德意加上中文问候了糟糕的比国公交系统。最后棚子里雨比外边还大，干脆站外边去避雨了。 大家也都不敢找棵树去避雨。5月28日，法国巴黎刚刚有一群人在公园被雷电击中。据报道称有11人，其中10人是儿童在市中心庆生时遭遇不测。德国西部一个儿童足球赛现场也遭遇雷击，35人受伤。类似的情况还有波兰，一位登山客在巴比亚格拉山被闪电击中遇难。
比利时除了包括布鲁塞尔的法语区跟着法国一起罢工，除了24小时内下了过去45天的雨量，导致边境发发洪灾，还没有出现别的意外情况。市区内略有积水，人们撑着伞，蹦蹦跳跳地赶路。公交系统机智地选择在此时罢工，人们只好选择了AFK模式（away from keyboard，网游中离开的意思），开车上班的继续享受拥堵，没车只能在家发发邮件，打打电话，最惨的干脆直接住在办公室。
遥看巴黎塞纳河，市区段淹了沿岸的漫步道，市郊直接溃堤了，淹了国道。法国中部的萨兰监狱，厨房被淹，眼看着这帮人要饿肚子，只能把400多个囚犯疏散到其他地区。法网公开赛只能重排赛程，任凭选手和观众的吐槽，一样不妨碍小威连打4天。可怜的男单九号种子更是一天打了9个小时，一个惨字写在脸上。
（来源：AP / Thibault Camus） 所以，下了场雨，欧洲就被淹了？
没错，淹了。 雨季要来了，国内城市经常发生内涝，网传“德国下水道”可以解决排水不畅的问题。可是现在德国也被淹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这雨有多大？ 首先要明确一点，城市内涝或者是山区洪水不止要看排水系统，还要看地形、地貌，还有降雨量。 拿发生悲剧的巴符州来说。这个地区5、6月平均降水量为72-96毫米，每年每个月的降雨还特别平均，旱季50左右，雨季80上下。本次暴雨一天之内降水130毫米。相较而言，北京5、6月平均降水量为36-74毫米，上海123-159毫米。 就极端天气来说，笔者亲历过“7·21”北京特大暴雨。那一天，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米，城区平均降雨量215毫米，房山460毫米，城区内涝绝不奇怪。460毫米，意味着平地都有近半米深的水，地势稍低的地方马上一片汪洋，山区更易形成洪涝灾害。那天，笔者刚好去石景山找两位码农朋友喝酒。午后突然电闪雷鸣，眼睁睁地看着石景山遍地“积水潭”，更发现雨水向东面的海淀、西城流去。第二天，果然从新闻里看到几个重灾区成为新闻焦点：地下车库，城铁公交，南部山区，桥涵隧道。
按7·21那个降水量来说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吃不消，北京市的快速应急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，这个是值得称道的。 接着说巴符州的洪涝灾害，遇难者有着和北京类似的元素：地下室里的老人，因公殉职的救援人员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没见着媒体对排水系统、应急手段口诛笔伐，也没发现什么“借暴雨发横财”的新闻。不是德国造太强大，也不是中国造就不给力，是有些意外很难避免，只能通过加强个人防范意识来尽量减少悲剧的发生。 例如上述新闻中提到的雷击事故，发生地点为公园、球场、旷野，这种意外情况基本无法归咎于天气预报或者“避雷”系统，只能是自己注意，发现情况不对就该跑得比谁都快。一到雨季就应该注意天气预报，大暴雨等极端天气尽量少去低洼区域，山区更应注意山洪和泥石流的发生。
城市排水系统如何设计更科学？ 雨季来了，又回到了那个老话题：如果城区发生洪水或者内涝情况呢？
这个要分情况考虑，下水道不是修得越宽越好。 首先是造价和改造成本的问题。简单些说，如果对现有基建设施的改造成本远高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，即成本高于收益，那么就不应该进行改造。举个例子，某市的排涝和下水道系统应对的是十年一遇（10%，100年10次）的极端天气，升级成应对百年一遇（1%，100年1次），需要花费90亿人民币。在损失不变的情况下，一百年内，如果每次内涝损失大于10亿元时，政府和社会才有改造基建的必要。 当然了，这不包括各种更复杂的情况，诸如西安、开封、太原这种历史古城，随便一铁锹下去就能刨出百八十个国家一级文物，有的还是重写教科书的那种考古发现。工期延误一个月是小，有的文物毁掉了，失传就是失传，这个成本怎么算？而在某些山体滑坡高发地区，人命是无价的，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，是对政府管理部门的挑战。 全球气候变化，利率和物价的波动，政策的变动，大规模基建投资对经济带来的正负波动，刨坑挖路的经济损失，更大规模下水道的后期维护，损失的不确定性等等，这些还都还没有算进去。直接搞新的下水道，和某些国家的一样宽？这么大投入下去，又会有人跳出来说浪费，然后上网搞民粹，造谣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不当钱。试问谁会做出这样的决策？ 其次是下水道的定位。网传德国下水道“井盖碎大石，下面能走马”简直一派胡言。德国人杀我同胞、强占青岛的事不提了，青岛市区的排水系统总长3000公里，其中“德国造”所占比例不到3%，现在很多地方陈旧老化，该堵的地方还是会堵。除了地形、气候的因素，1949年后的建设和维护才是青岛不涝的最大功劳，所谓的“青岛奇迹”和德国人没啥关系。况且德国人也不傻，当年修那么宽的下水道不少是用来做地下工事、隐蔽和兵力转移的。 和英国人不一样，人家有世界最大的海军力量，商业港口养得肥、保得住，青岛作为德国东亚分舰队的母港和远东唯一的战略要塞，军事意义明显大于经济价值，否则花那么多钱养肥了一个商业港，最后送给日本人或者俄国人？那个“下水道”是军事要塞的地下工事，能走人是为了掩护步兵的安全转移，顺带兼有下水道的功能，属于典型的“军转民”产品。德国造是质量好，人家是防炮击的，现在有人敢炮击青岛吗？所以既然没有类似上世纪60年代的国防压力，那么现在的下水道就没必要修那么浮夸。 城市化进程快，再给中国一些时间 最后就是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了。几十年前，谁能料到祖国的发展如此迅速？当时不懂，搞出国考察，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。结果一借鉴就发现问题了，人家百万级人口的城市发展了三五百年，很多基建既有历史的沉淀，可以利用原有的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，又有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，人口变化不大。举几个例子，巴黎220万人，伦敦854万，布鲁塞尔114万，马德里327万，罗马275万，柏林350万，其他大城市诸如慕尼黑139万，科隆102万，马赛85万人，里昂48万，波尔图24万。且不说北京的2152万和上海的2426万人，我大太原都有430万人，这些欧洲国家简直弱鸡。 和欧洲那种渐进式的城市化完全不同，我国除了基建薄弱、人口众多的情况外，城市人口的增长还特别迅猛。如果某市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7%，这意味着人口总量十年就能翻一倍。原先预计5年工期，能供给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使用，万万没想到，修好后已经是两百万人了，再改造时又发现投入远远大于收益，只能暂时如此，或者是进行局部的改造，减小对城市交通的影响，但还是远远赶上不城市发展的速度。 所幸中国政府态度很端正，重视基建工作。“发展中国家”的意思就是“国家正在发展”，要以发展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事务，做出决策，处理问题。很多事情不能一蹴而就，人家几百年搞好的基建，我们想几十年就完成，这是魄力，但也有风险，不仅仅是能力的问题，也需要清醒的认识。 反观欧洲的一些国家，犯着人类历史不断重复的老毛病，优越上升为自信，自信转变为自满。明明在基建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还假装视而不见，真的看到其他国家做得比自己好了，又开始酸得不可救药。 德国的下水道堵了，我们也不该幸灾乐祸，应该反思如何打开心里的那个结。中国现阶段处于历史发展的转折上，激烈的城市化进程首先就意味着承认存在着差距与不足，但这不意味着要妄自菲薄，而应该是端正态度，立足国情，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源去实现“弯道超车”。
来源：http://www.guancha.cn/QinShuai/2016_06_03_362787_2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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