庄子说,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我不敢自称“君子”,但用“淡如水”描述我与蔡怡先生几十年的交往,似乎一点也不算过分。 我从没请他吃过饭,他从没请我喝过茶,两个人都不抽烟,当然也就连烟都没互敬过。两人相遇,可以站在路边闲聊几十分钟,也可一挥手一点头擦肩而过,彼此从不计较礼仪,也不讲究礼尚往来。然而,彼此心中都有对方,拿庄子的话来说,我俩的关系恰恰是“淡以亲”。 如今,蔡先生年届八旬,人称蔡老;我也早已过了“知天命”,成了老某,两者都享有一个“老”字,而实际上,我俩是忘年交。你想,往前20年的那时,他已离休,我还血气方刚;他是老蔡,我是小某,两个身影,不正是一老一少吗?我们的交往,正是从我还是小某的那时开始的。 我认识蔡老已有30年了。初识他时,他在《江山报》当摄影记者。那时,背相机搞摄影还是一件稀罕的事。县里的重大活动、重大会议,都会出现他摆弄相机的身影;那身影往往惹人关注,令人瞩目。《江山报》上,从一版到四版,几乎都有“蔡怡摄”的图片,有时一个版面不止一张,有好几张。总之,他在当时是个“名记者”,我认得他,很多人也都认得他。 自打我认识他起,他似乎就没有发胖过。他长得不算特别高,却显得特别瘦。瘦的原因,据一些知情者说,是他的路跑得特别多。一年365天,有200多天下乡采访。那时交通不便,一天走几十公里的路是家常便饭。说到这点,蔡老至今还有些自豪:“幸好,我曾当过拖拉机教练,熟悉不少在公路上跑运输的拖拉机手。有一次,我从廿八都回城,没赶上客车,便到公路旁搭乘拖拉机,结果一路上换了5辆拖拉机,才接龙般赶到城郊……” 在我的印象中,他总是行色匆匆。我想,行色匆匆的人是胖不了的。不过,后来我才知道,他的瘦,与肠胃老是和他闹别扭有很大关系。关于这一点,蔡老倒是常作自我批评:“是我没注意爱护肠胃。”为啥?他说,为了赶任务,他常常空着肚子赶路,空着肚子拍摄,空着肚子冲胶卷,有时饿得慌,也只是买点花生、糕饼之类的东西敷衍了事。几年下来,他的胃不堪蹂躏,常痛得吃不进食物;他被逼倒在病床上,1.72米的个头,剩下不足50公斤的体重…… 熟识他之后,我方知他那“稀罕”的背后,是瘪瘦的身子,糟糕的肠胃,还有急转直下的视力。他刚进报社搞摄影时,视力是1.5,可两年后看书看报,他竟然要戴上450度老花眼镜才行;若在野外远眺,又要换上250度的散光眼镜,方觉清晰一些。因而,他常常随身带着老花、散光两副眼镜。个中缘由,据说是每天进出暗房冲洗照片次数过多所致。 “这个人怎么回事?”认识蔡老多年之后,我的脑海里曾经打过一个大大的问号:蔡老早年就是一个工作狂,且材优干济,业峻绩鸿;又是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“老革命”——当然是个“老革命”!否则,他怎么会是“离休干部”,而不是“退休干部”呢?然而,他在仕途上的表现怎么不像他摆弄相机那样惹人注目呢? 可不是吗?他扛过的最大的官衔,就是副科级的市文联副主席,也仅仅在临近离休的阶段“扛”了两年零几个月。有人戏称:“这是他离休前意外得到的一个安慰奖”。然而,直通通地说一句,若按如今提干的年龄标准,连这个“安慰奖”也不应给他。倒是离休之后,他“官运亨通”,至今头上仍有两顶“乌纱”,一顶是江山市数码影像协会理事长;一顶是江山市老年摄影家协会主席,只是让人觉得这是“不算官的官”罢了。 最近一次,我怀着好奇心与蔡老闲聊他的仕途。他先是一愣,脸上挤出一丝笑意,然后说:“我到1980年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,入党晚了一点。” 不对啊,一个“老革命”,怎么这么晚才入党呢? “提出申请是很早的。”蔡老说,“1953年,党支部大会就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。可是……” “可是”什么呢?可是,上一级党组织在审查他的入党申请时,发现他的“社会关系太复杂”。比如,他的父亲是“黄埔军校”第一期的精英,参加过北伐战争,1924年就加入国民党,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委委员,尽管后来还是跟着共产党走的;他的二叔,抗日战争前是蒋介石的侍卫官,后来去了缅甸出任远征军汽车教官,尽管后来也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;他的3个舅舅,都是需要时间查明真相的中共地下党员…… 蔡老生于杭州,长于杭州,是在家庭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,可家庭的影响却长期影响了他的入党,也让他在“文革”中历经磨难,吃足苦头——这一点,凡经过“文革”或对“文革史”有所了解的人都很容易理解,我就不予赘言了。 说到蔡老是个杭州人,我觉得有个细节挺有意思。1957年,中共浙江省委组建整风工作队下基层,发动省机关干部报名参加。那时,他在省水产厅工作,就报名参加“象山工作队”——象山是渔业生产大县,与他在厅里从事水产管理比较对口。谁知,哪个“混蛋”错把象山当江山,出发时把他编入了“江山工作队”。一到江山农村,他就发现语言沟通不大顺畅。于是,他就发挥美术特长,画了大量漫画配合他的工作。这一画,露了他的才气。第二年夏天,省委“江山工作组”45名干部,39名从江山回到了杭州,有6名因种种原因留了下来,其中就有被江山县委组织部相中的他。其时,县委正在筹办《江山报》,正缺一名“资源稀缺”的美术编辑呢,岂能让“表现出会漫画”的他轻易飞走! 说到这里,我得插叙一个蔡老告诉我的小故事。当时的《江山报》,连主编在内只有8个人。他除了做美术编辑,还要当校对,做点别的什么,却从不去摆弄照相机,拍摄照片的“稀罕事”只有主编与编委才有资格去做。一天上午,主编计划拍摄几张“小山村妇女烧焦泥灰积肥”的图片,却突然接到通知,要去列席县委常委会议,而其他几位编委手头都有工作,一时停不下来,于是,主编把原来买好的班车票和一架135西湖牌相机交给他,并交待他说:“光圈8、速度100,都调好了,你只要按一下快门就可以。”为赶时间,他二话没说,将相机往军大衣口袋里一塞就开拔。“依葫芦画瓢”,他如此拍摄的照片洗出来一看,主编说:“尚好、尚好!”自此,蔡老与相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没错,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。然而,蔡老却因“我材”而苦了自己。你想,他作为一个杭州人,妻子在杭州,两个小孩在杭州,一切的社会关系也都在杭州,何以从省水产厅“屈从”小县报?不就是“太有才了”吗? 然而,蔡老并不这样看。他告诉我,那时,他认为一个争取入党的革命同志,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,而让他到《江山报》当美术编辑,那是党对他的考验,他应经得起这种考验。令人感慨万千的是,一考验就是几十年,他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时,已到大衍之年了。 或许,他的“迟迟不仕”之因,果真是“入党晚”。然而,据我耳闻目击,似乎答案不止这一个。不妨说件小事,权作“举例说明”。有一回,一位“领导模样”的干部来拜访他,恭恭敬敬地向他递上一张名片,名片上印着某职务,又在某职务后面加了个括号,标明某级别。蔡老接过名片,不禁哈哈大笑。然后,眼睛一瞪,说道:“我说,你呀,你呀……官瘾这么重!印名片都不忘加括号,怎么有精力为老百姓做实事?这名片我不要,你拿回去吧!”说完,他真的就将名片递还给人家,搞得对方一脸尴尬,下不了台……你说,如此个性,如此不懂“游戏规则”,怎么可能在仕途上游刃有余呢?若有人对他“颇有微词”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话说回来,我也自认是个不谙世故的人,就算在一条道上运行几十年,仍像“新手上路”。或许,正因为如此,我与蔡老辈分不同,爱好迥异——他爱美术,我无缘;他背相机,我嫌烦,两人却是莫逆于心,臭味相投。若有人在背地里诋毁他,或是误解了他的言行,我在场听了,往往“仗义执言”,为其辩白几句。时间一长,不免传到蔡老耳内,他便将我记在心里了。 因而,我与蔡老之交,是从心与心的交流开始的。而面对面的交往,据蔡老回忆,正是他办了离休手续那一年的那一次才正式开了头的。在“那一次”之前,我在他的心目中,仅仅是个让他“有些好感的小伙子”。 那一次,他应邀向一所中学的学生“讲讲摄影艺术”,因而向我所在单位借一个照相放大器。这玩艺儿,闲置多年,单位里没人懂,也没人用,他蔡老借去做好事,有何不可?我从中美言,助他如愿以偿。区区小事,何足挂齿?但蔡老却记在心里,至今不忘,称赞我那时诚心诚意地帮他说话,接待他这样一个退了职的老同志也特别热情周到。就算如此,我也是沾了公家的光;对他的“感恩”,我受之有愧。 不是我“装伟大”,这种几乎不是事的小事,我压根儿就不会记在心上;要不是蔡老提起,我也绝不会想到这是我俩面对面交往的开始。不过,说起来,我倒是记得,打那之后,蔡老时不时地找上门来,递上一两张我参加某次活动的纪念照。这些照片,有的是我的工作照,有的是躲在某场地的一角与同僚窃窃私语的镜头,都是在我不经意时让他抓拍到的。 次数多了,我发现蔡老找我有几个与众不同的特点,说起来也挺有意思。 他找我,从不事先打电话,见着其实就是撞着。他见着我一次,通常已找过我两次,有时甚至三五次。“为啥事先不打个电话过来呢?”我说。他笑了笑回答:“我并没有什么正事找你,那么郑重其事做什么?再说,来回跑跑,也是锻炼身体。” 他无数次到过我的办公室,却从不坐下来说话,从不让我给他倒水泡茶,总是站着说、站着听,说完听完转身就走。有时,看我正在与人说话,或是伏案作业,他扔下两张照片,一句话不说,便悄悄掉头离开。就是我追出门外招呼他,他也只是一挥手,说声“没事”,便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只有“最近一次”,也就是前面提到的、聊到他的仕途的这一次,是个例外。这是一个星期天,我正躲在办公室敲着键盘码字,蔡老突然敲门而入,笑眯眯地给我送上一顶他们老年摄影家协会集体活动用的标识帽,并特意解释说:“这是我们协会送给你的,不只是送给你……”说句心里话,帽子本身并不怎么样,我也用不上,可这是他一片非同寻常的心意,我心里很感动。再者,他竟然在星期天“撞”到我的办公室,且还让他“撞”着了,这让我不禁聊兴大发。不由分说,我硬是要他坐下来闲聊。聊了半天,聊得很多,结果我决意要写下本文…… 与蔡老交往,不需要互相吃请,连说声“谢谢”也可免去。开头几次,他送照片来,我不管在意不在意,都要习惯性地谢一声。后来,我发现,每当我道谢,他就会嘴角一动,脸上掠过一丝不悦之色。因而,我再也不愿在他面前“言谢”。这方面,他也挺“以身作则”的。有一次,他问我有没有办法搞一台旧电脑来,让他拿去动员他的一位老熟人学电脑,然后让其用电脑写回忆录。我花了不少功夫,也没从别的途径搞到,于是忍痛割爱,将自己的一部旧笔记本电脑送给了他。他愣了一下,没说半个谢字,拿到电脑就走人。 其实,蔡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他不是不谢人,只是不愿把个谢字挂在嘴上,而宁愿深深地埋在心里。何以见得?不妨接着电脑的话题往下说。 最近几年,我与蔡老面对面的交往似乎比前些年少多了,原因就是用上了电脑与互联网。有什么话要对我说,有什么信息让我分享,有什么图片给我欣赏,他往往拜托“伊妹儿”承办。呵呵,一个月要“拜托”好几次哩! 去年中秋,我从外地出差回来,随即上网打开邮箱,习以为常地收到蔡老的一封信。随信有一附件,我点击开来一瞧,惊讶得差点没叫出声来。嗬嗬!在悦耳动听的背景音乐烘托下,一幅幅亮丽的图片,自动切换,变形展开;一行行简短的文字,五颜六色,跃然图上……这是蔡老做的幻灯片?他还会玩这个?细读他的来信,方知不仅他能做,受他影响的许多“老家伙”都能做。他让我点击浙江摄影网,说那上面有他和同伴的图片博客…… 这,实在让我汗颜!我与电脑打了20年的交道,还不如年过古稀才接触电脑的蔡老玩得好啊! 谁知,当我以钦羡的语气写信赞许蔡老时,他却将一部分功劳算在我的头上:“我用电脑,可是被你引上路的啊!”这是怎么回事呢?他说,六七年前,我邀请他和他的几十个同伴一起参观我主导创办的网站,向他们展示电脑与互联网的魅力,他听了看了之后却如坠五里云雾,感觉那是“现代封神榜”。于是,他借机到网站“实习”,早晚与电脑、互联网结伴…… 说得没错,蔡老的确曾在网站呆了一年,可那是帮我们做“义工”,应该感谢他才对啊!我清楚地记得,他当时做过一件很有影响的事:在网站上开了个“江山往事”专栏,上载他早年拍摄的大量珍贵的老照片,出奇不意地吸引了网民的眼球,大大提高了网站的点击率。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,看到其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创办时期的老照片,喜出望外,遂派员工与蔡老沟通,请求花钱买下。蔡老轻描淡写地说:“钱,我不要。有心酬谢的话,就支持网站吧!”结果,蔡老以148幅老照片,为网站换取了一台新电脑。 你说,这究竟谁该谢谁呢?帮人家做事,首先惦记着的,是人家的好,这是蔡老与人交往“淡如水”,却能“淡以亲”的一个秘诀。 他离休之后,先后给8家公司当过“顾问”,做的也都是“义工”。没拿一分报酬,他却说人家给了很多:“他们让我生活很丰富,让我心情很快乐,特别是让我没有突然空闲下来——以前太忙了,忙坏了身体;可我这个人,不忙也不行,太空闲了就要生病。”呵呵,如今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真的挺棒,一年到头基本不打针、不服药。身为离休干部,节省医药费是有“奖”的。去年,经老伴“特批”,他还用此项“奖金”重新武装了一台新相机哩! “近朱者赤”。那帮与他一起玩相机的“老家伙”,也都善于做“义工”,且把“义工”做得淋漓尽致。市里举行登山比赛,那帮男女“老义工”,手持“长枪短炮”,在起跑点、山脚下、半山腰、终点站,分兵把守,立体拍摄,形成一条特别的风景线。在本市一次全运会上,他们轮番上阵,连续拍摄70天,结束时“择优”选出的照片竟达2600幅之多,把体育局长感动得差点没落泪,也让我这个“局外人”惊叹不已! 一时间,“老摄协”名声大震,受邀拍摄机会日渐增多。蔡老与同伴们又立下规矩:无特殊情况,不接受邀请方吃请。“人家邀请你,请你吃餐饭,并不过分,你不必客气……”我说。他答:“人家提供了享受乐趣的机会与平台,我们就该知足了,怎么好意思再给人家添麻烦呢!”听了此话,我直觉耳根发热,觉得自己的境界与蔡老他们相比,真是差远了。 我猛然想到,在与蔡老几十年的交往中,他送给我的东西,不只是一顶我用不着的帽子。他给予我的,是一笔真实人生的精神财富。纵然,多数情形下,我与人交往,依然难免落入俗套,但与蔡老之交,似乎也有一点君子的模样儿。 |